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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 从拉钩开始的绿色约定

星期五, 12 5月 2017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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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 从拉钩开始的绿色约定

 

来源:新京报   本报记者 吴昊亮 2008年03月31日 

 

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40多位青年会聚北京西郊“玲珑园”,参加一场关于环境保护的会议,有人称这是中国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环境问题讨论会。与会者成为“自然之友”的第一批成员。

  从1994到2008,中国首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已经走过14年历程。

  在发起人之一杨东平的心里,创办人梁从诫依然是那个骑着英国蓝苓牌老式自行车,从米市大街一路蹬到苏州桥的健硕老人。依然可以在楼下大喊他的名字,叫他一起去为“自然之友”注册。

  但梁从诫已经76岁了,由于身体原因,他甚至无法亲自回顾那段为“自然之友”奔忙的日子。

  在梁从诫此前的回忆中,最早对中国环保的忧虑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百科知识》杂志社编辑的他收到一篇稿子,里面讲到刚刚起步的中国乡镇企业。“规模不大、大量使用淘汰设备,但星罗棋布,会造成遍地开花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看了很多遍,但他仍然认为,“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事情,环保局的事情,专家的事情,我们这些外行人能做什么?”& lt;/p>

  为公众参与“挖一条渠”

 

  梁晓燕是梁从诫昔日创办《知识分子》杂志的老搭档。

  1985年,两人开始一起编写《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本,就是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这本书被梁晓燕看作自己“环保意识的启蒙教材”。

  两个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环境话题,并且了解到民间组织的参与是国外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中国缺了这一块,光是政府在这儿制定政策、法律、罚款,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问题。”90年代初,在沉寂的社会生活中,“相当多的人关怀着国家、社会,但是大家都感到无力和无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据媒体报道,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我方代表团不知如何作答。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两人萌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时候,中国极少有人能够理解民间组织的内涵,也不知道民间组织能做些什么”,杨东平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曾有过众多的、相当活跃的民间组织,但在随后的社会变动中,它们逐渐消失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包揽了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

  时任民政部社团管理司司长的陈金罗回顾,这种条件下也出现了一些社团,尽管被冠以民间的组织形式,但基本上是官办社团,“作为部门的附属物而存在。”陈金罗说,改革开放,冲破了单一官办社团的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需要,成为社团生长和发展的土壤。

  梁晓燕对此的认识相对朴素,“每个人心里都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关爱之心,这就好像潜在地下的泉水,看不见,渠稍一挖通,活水就哗哗地流过来了,民间组织就是这条渠。”

  “政府会不会批准?”

  为了“挖这条渠”,梁 从诫让梁晓燕找些年轻人一起来商量,于是梁晓燕找到了时任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的杨东平和自由作家、探险家王力雄。

  1993年3月,梁从诫参加八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间隙,4人聚到一起。

  坐下之后,梁从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办这么一个民间组织,政府会不会批准?一番议论后,4人决定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政府就一定不批呢?”“万一有风险,出麻烦了,后悔不后悔?”梁从诫又问。

  “不后悔!”随后,61岁的历史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先生,像孩子一样,和三个年轻人拉钩,约定“不后悔”。

  但梁从诫坦言,自己还是有所准备的,“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不顶,难道叫那些年轻人去顶不成?”

 

  草地上的“绿色恳谈会”

  几位发起人商讨的下一个问题,是到哪里找间会议室开个筹备会。

  “我们民间组织就是要有民间组织的特色,为什么要找会议室,正襟危坐地开会?我们关怀自然,就要去个自然点的地方开会。”王力雄提议,在北京西郊有一座破旧的明代古塔、略显苍凉,他每天都去散步,叫玲珑园。

  “玲珑园正和我们当时的情怀吻合”,四人当即决定,会议地点定在玲珑园。

  “1993年6月5日,星期六,阴,30℃,还掉了几点雨。”电台记者康雪在日记上记载。

  那天,康雪和丈夫骑着自行车,一起到北京西郊玲珑园参加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聚会。

  康雪当时对环保唯一的认识就是治理三废,还是从在首钢做环境技术工作的同学那里了解到的。

  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她还是饶有兴致地前来探个究竟。

  从八大处骑车来的作家金辉则有些忐忑,因为梁从诫电话通知他的时候,特意叮嘱:“如果方便,带一个唱歌的朋友来,这 样我们看起来会像个联欢会。”怀着各种心情,四十一人聚集到玲珑园的古塔下,在草坪上三五成群席地而坐。

  “没有名称,没有会场,甚至没有明确主持人”,梁从诫记述,因为不知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成果,甚至没有明确为筹备会,只是称之为“绿色恳谈会”。

  会上,王力雄谈起了《百年孤独》里的那个马贡多小镇。从充满阳光、花朵和蝴蝶的一块天地变到遍布蛛网、垃圾,疾病流行,天降成吨的尘土,生出长猪尾巴的孩子,可是人们照样喝酒、赌钱、一口气吃七十二个蜥蜴蛋,对变化浑然不觉,小镇最终被预言中的飓风刮走,永远消失。

  他呼喊“中国社会以最多的人口,最少的平均资源,处于接近资源极限的位置”。

  金辉则讲到,黄土高原每年流失十几亿吨泥沙,也许几百年后黄土高原就都到了海里。

  一群年轻人开始有了反响:“实在太恐怖了!能做点什么?”

  “办一个民间的环保组织,能做吗?”

  “为什么不能做呢?”对于这场聚会,康雪记录在日记中的感受是,“除了几个大学生,都是一帮怪人,自报家门,尽是自由职业者,太偏重文化伦理。”第二天,康雪在主任“什么是绿色恳谈会”的疑问中,推出了录音报道《一场别开生面的绿色恳谈会》。

  尽管结识了“一帮怪人”,但14年后,康雪依然感谢这次会议,因为这让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重新点亮了内心”,使她有了一个新的事业———环境保护。

  与会者成为“自然之友”第一批会员。

 

  迂回曲折“找婆婆”

  其实在“玲珑园会议”前,梁从诫等人便试图通过注册的方式,令这个崭新的组织名正言顺。

  依规定,成立社团必须称之为“协会”或“学会”,所以几位发起人将组织定名为“绿色环境文化协会”。

  1993年4月,梁 从诫主笔草拟了章程。稳妥起见,章程设定了较高的入会门槛,如必须有2个以上的老会员推荐,必须提交书面申请,“怕让坏人混进来,把牌子砸了。”咨询了民政部,社团登记必须找个挂靠单位做“婆婆”。

  杨东平和梁从诫首先向国家环保局提出申请。

  接待他们的外联工作人员很为难。他展示了桌上一堆广场鸽协会之类的申请材料,“几个人申请注册一个协会,管理部门谁来负责?批准这个,不批准那个,依据什么标准?”依据社团登记管理的规定,同一行政区域内同类社团只能注册一个,此时国家环保局已有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挂靠,申请被拒绝。

  北京环保局、科协、政协……他们往返于可能的挂靠部门间,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这时国家环保局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出主意,你可以挂在一个二级单位下面,二级社团不用单独注册。

  梁从诫想到了他当时任职的中国文化书院,他在书院的理事会上提出,能否在书院下面成立一个绿色文化分院,得到同意。

  据此,申请再次递到文化书院的上属单位文化部。

  后来,梁从诫曾对梁晓燕聊起,当时文化部审批人员很纳闷,书院里弄个绿色文化分院,是什么意思?他只好这样回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天人合一。”拿着文化部盖了章的文件和借来的300元注册费,梁从诫又走进了民政部社团司。

  1994年3月31日,批准公章盖下,中国第一家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公章上刻着“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friends of nature”。

 

   走职业化道路

  2001年,中国再度申奥,梁从诫等三家民间环保组织的负责人,被聘为北京市奥申委的环保顾问,1100家民间组织的代表联名给国际奥委会写信,表 达它们对北京申奥的支持。

  季羡林先生后来评价: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

  然而,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在自然之友成立十年后,2004年6月,梁从诫公开宣布,面向全国招总干事,他要慢慢淡出,让自然之友“去梁从诫化”,走职业化道路。

  2008年3月31日,一群年轻人已经约定好,不管阳光还是雨雪,都会陪伴着梁从诫先生前往玲珑园,纪念一个叫做自然之友的组织14年前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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