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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绿色”而战尚需奔跑呐喊

星期五, 12 5月 2017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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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时间:2015-08-08 记者:周有强

http://right.workercn.cn/159/201508/08/150808112525629.shtml



7月23日,由民间公益组织“自然之友”诉北京都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九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一案,被北京市第四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成为北京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次日,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为原告、康菲石油和中海油为被告的“康菲溢油案”环境公益诉讼在青岛海事法院正式立案。这是我国第一个由环保组织提起并得到受理的海洋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

  连下两城,环境公益诉讼似乎正在迎来开花结果的时节。在新《环保法》实施7个月后,环境公益诉讼现状究竟如何?与新《环保法》实施前相比有怎样的变化?还存在哪些问题?

   地域分布集中 贵州超三分之一

  据自然之友统计,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共有22起环境公益诉讼被各级法院受理。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马勇的统计数据与此相符,他认为这一数量“并不多,而且也没有出现之前有些学者担忧的‘井喷’现象,但相比往年已是很大的进步。”

  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部总监葛枫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健康的状态。如果一下子出来很多公益诉讼,反而不好。”因为环境公益诉讼周期长、专业性强,不仅对环保组织要求较高,对法院的审判和人员配备也提出了较高的标准,而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工人日报》记者分析发现,在这22起公益诉讼案件中,起诉主体共有9家环保组织,包括半官方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和8家民间环保组织。

  诉讼涉及的区域集中在福建、山东、贵州、甘肃、江苏、湖南、辽宁、北京等8个省份和直辖市,其中贵州受理案件的数量达到8起,山东5起,福建3起。可见,环境公益诉讼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春暖花开”。

  为什么环境公益诉讼首先在这些省份破冰?葛枫认为,在新《环保法》实施后,社会组织可以在全国提起公益诉讼,当地法院是否受理、态度是否积极就成为决定因素。“举例来说,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热于贵州,在很大程度上与贵州法院的支持有关,譬如环保法庭在贵州的率先设立、诉讼费用的缓交和免除,环境损坏评估和鉴定费用的垫付等。”

   检察机关“角色感”不断强化

  律师姜丹和马维秋以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环境公益诉讼为样本,进行过大数据分析,形成报告。报告显示,在21个已经裁决的样本案件中,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仅有6例,占比28.9%;而在2015年1月1日后新出现的8起案件中(截至该报告选取样本时间——编者注),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案件已达5件,占比62.5%。

  姜丹认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支持起诉的“角色感”在不断强化,“多方面的因素在促成这种转变。”

  今年7月2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方案规定,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参与环境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获得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工人日报》记者分析发现,在今年被法院受理的22起公益诉讼案件中,有三分之一的案件获得了专业机构或当地行政部门、检察院的支持,环保组织在实际诉讼过程中寻求更广泛、多方的合作。例如,福建绿家园诉兰文福水污染一案,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福建省长汀县环保局的支持。

  在环境公益诉讼上表现活跃的自然之友,也得益于其与阿里巴巴基金会的合作、与政府部门的协作,以及与当地NGO或自然人共同提起诉讼。葛枫对此解释:“选择和其它环保组织联合起诉,也是一个战略。我们希望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公益组织来做公益诉讼,并在个案的实践中提高环保组织的能力。”

   个案积累推动司法落实

  环境公益诉讼正在不断推进,但环保人士表示,为“绿色”而战尚需奔跑呐喊。

  一方面是诉讼的外在阻力。葛枫认为,公益诉讼成本高,其症结在于环保公益诉讼难以得到环保行政部门的支持。所有的污染数据、现场证据和检测专家都需要民间组织自己收集联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有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费用甚至高达几百万元,让草根环保组织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一方面是环保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我国的环保组织大多处于初创阶段,规模小、资金少、人才缺乏是普遍现象。同时,葛枫认为,要解决环保组织目前的困境,不仅需要环保组织自身苦练“内功”,在资金、技术还是信息披露上,都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现在的任务就是踏踏实实地通过个案的积累,不断推动司法的落实。”马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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