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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仍需制度红利

星期五, 12 5月 2017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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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治周末 时间:2015.11.04 记者:蒲晓磊

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8897



案件旁听现场。资料图


“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南平市中院对公益诉讼采取积极的态度非常重要。这个案件从受理到审理到最后判决,南平法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既按照法律来判决,又不完全受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既守法又创新,真正符合了司法改革的要求。”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让王灿发这样激动的案件,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例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今年1月14日,《法治周末》曾刊发《2015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对此案进行过报道。

10月29日上午9时,福建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一审开庭宣判,认定本案原告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胜诉,判令四名被诉毁林的被告赔偿127万元并修复生态环境。

“对提起主体条件的认定、首次判决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和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三个示范,对今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有借鉴意义。”本案审判长、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林东波对媒体指出。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是该案的支持起诉单位。该中心吴安心律师在欣慰之余,仍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感到忧虑。

“环境公益诉讼受理数量不多和各地受理案件冷热不均的双重困境,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究其原因,在于环境公益诉讼还缺少配套行政法规和司法政策支持。”吴安心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只有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环境公益诉讼才能走出困境。


历时近11个月终于宣判

案件的起因,还要追溯到7年以前。

2008年7月29日,被告人谢某、倪某、郑某未经批准,从李某手中购得南平市延平区葫芦山砂基洋恒兴石材厂矿山的采矿权,三被告人在未办理采矿许可延期手续和未取得占用林地许可证情况下,开采矿石并扩大塘口,将弃土和废石向山下倾倒,共造成19.44亩林地原有植被严重破坏。被告李某矿山转让前已占用林地8.89亩,两者先后共占用林地28.33亩。

2014年7月28日,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判处谢某、倪某、郑某三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的刑罚。一审宣判后,三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11月,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今年1月1日,原告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向南平市中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谢某、倪某、郑某、李某三个月内承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三个月内恢复原地植被的,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19万元,由第三人南平市国土资源局延平分局、南平市延平区林业局组织恢复林地植被。

在经历两次公开开庭并耗时近11个月之后,这起焦点案件终于有了结果。

在10月29日的庭审中,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谢某、倪某、郑某、李某行为具有共同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判令四被告五个月内清除矿山工棚、机械设备、石料和弃石,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19万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于原地生态修复或异地公共生态修复;同时,共同支付原告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认定,本案中,南平市国土资源局延平分局、南平市延平区林业局作为对环境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执法部门,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民事法律利害关系,不应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第三人承担责任。



破解诉讼成本高难题

吴安心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一直以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都有着“两难一险”的困境:原告开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项目资金保障难。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周期长,原告如不能得到持续的项目资金支持,无法坚持完成诉讼;损害评估鉴定费用高。原告在诉讼项目资金支持之外,另需损害评估鉴定专项资金支持;判决得不到执行的风险。如被告无力赔偿申请破产清算,环境损害将无法修复。

“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三个难点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高昂的成本。从该案的判决来看,这个难题得到了解决。”吴安心说。

本案审判长林东波认为,本案首次判决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对今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15年1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本案系于1月立案受理,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述司法解释颁布实施,可以适用司法解释溯及力的一般原则。因此,原告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提出四被告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诉求符合该司法解释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林东波表示。

“这个做法对经费不足的社会组织非常有利。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在胜诉了之后将花费的资金通过这种方式补偿回来,就可以提起更多的诉讼。”王灿发认为,判决被告支付社会组织聘请律师的费用和提起诉讼过程中花费的费用,这一点具有开创性意义。

原告自然之友代理人、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部门总监葛枫认为,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原告全额的律师费用和办案的必要费用,是对环保组织及其代理律师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所付出劳动的认可。

“这如果能作为机制固定下来,将在很大程度上鼓励环保组织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也有助于提高公益律师代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积极性。”葛枫说。



仍需释放制度红利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今年1月1日新环保法生效以来,全国共有9家环保组织提起23起环境公益诉讼。与当初环保人士预估的“井喷”现象相比,这个数字无疑少了太多。

“究其原因,在于环境公益诉讼还缺少配套行政法规和司法政策支持,因此需要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吴安心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

吴安心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让更多的环保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分摊诉讼成本,实行专业分工互补。要想培育更多符合原告资格的环保组织,需要对诉讼起诉方和受理方进行“双管齐下”的制度改良。

一方面,尽快废除设立环保组织要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的相关规定。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

在吴安心看来,上述规定限制了环保组织在数量上的发展。

“现有的存量环保组织本来就整体上发展不足,再加上环境公益诉讼对环保组织的经济实力和专业能力要求较高,一些环保组织虽具备原告资格,但囿于自身能力不敢轻易起诉,因此,虽然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峻,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并未‘水涨船高’。”吴安心认为。

另一方面,从各地反馈来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在各地“冷热不均”,跟各地法院对公益诉讼重视程度关系密切。如贵州早在2007年就开全国风气之先设立了环保法庭,仅在2015年,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已达到10起,占全国的42%,排名全国第一。正是得益于贵州法院对工作的重视,环境公益诉讼才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

吴安心建议,要想提高各地人民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的重视程度,除了理念的倡导,还要采取切实的奖励措施。可将法院办理公益诉讼情况纳入《人民法院奖励暂行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应予奖励,对作出成绩的人民法院集体、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给予奖励,从制度上推动解决“冷热不均”问题。

“现今为数不多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因数量太少,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有限,其意义更多体现在观念倡导上。要想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的势头,势必要有更多的环境公益诉讼参与环境治理。这就亟需修改过时的行政法规和司法政策,释放制度红利。”吴安心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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