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春天，我当时在武汉读书。偶然间我在上网时看到了梁从诫先生获得“麦格赛赛奖”^[1]的新闻，继而了解到梁先生和自然之友的故事。

我给自然之友北京办公室写了一封电邮，很快收到了回信。根据建议，我联系上了武汉小组。

从此，自然之友进入了我的生活。

那一年是自然之友创立的第七年，全国大约六百名志愿者。我是第六个加入武汉小组的志愿者。

徐大鹏老师是当时武汉小组的召集人，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志愿者。他是武汉市环境教育的带头人，在全国环境教育圈也颇有名气，是2000年国家环保局“地球奖”的获得者之一。小组其余几位志愿者，比如宗虹、轩荣萍，是中小学教师，有强将、有精兵，武汉小组的自然教育是自然之友的标杆。

武汉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活动，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聚会大多是轻松的，比如自然研讨会、作为绿色公民参加环保局的建言献策，以及外地环保界朋友过来聚会。2000年底，武汉小组作为集体嘉宾，还参加了湖北电视台的大型访谈节目。

2000年底，武汉小组参加湖北电视台环保访谈节目

嘉宾黄安、李小双

在我离开武汉后，我与徐大鹏老师仍有联系且多次见面，我们曾共同参加环保培训，并住同一个房间，彻夜长谈。他奔忙于全国各地的自然教育工作，走路像风一样。然而，2020年疫情初开，却传来他因不明原因肺炎突然离世的消息（和他夫人去世仅隔不到十天）。

徐老师是武汉人，长江是他的母亲河。武汉小组的朋友告诉我，疫情消散后，按照他的愿望，朋友们将他的骨灰撒入了长江。他真正成为了自然之友，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

徐大鹏老师是我的长辈，是我进入自然之友的领路人，亦师亦友。他的乐观和孜孜不倦令我佩服。对于环保公益事业，他热爱并且投入，一直工作到生命将息。

2008年11月，周明辉和徐大鹏老师在郑州黄河湿地

自然之友的口号是“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用一生实践这句口号的不仅有徐大鹏老师，更有这句口号的提出者：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从诫先生。

很多人认识梁先生是从其家族开始的，对他的印象是“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2000年时候的一部爆火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更是让人们对这家人格外关注，梁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自然之友创办者的身份，反而很少人注意。梁先生曾说，一开始他也比较无奈，后来也坦然接受了，能够利用这层身份去推动自然之友发展，也是好事。

2000年底我曾在北京见过梁先生。2002年我硕士毕业，来到广州工作；2003年1月17日，梁从诫会长和杨东平副会长来广州参加活动，自然之友广州及珠三角地区志愿者们参加会见，我有了一次和梁先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当时，刚来到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工业三废污染、北方冬季雾霾、藏羚羊盗猎、横断山区天然林采伐，这些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时时出现在新闻端。记得当时我问了梁先生：“凭借自然之友的努力，能否从根本上遏制中国环境恶化的趋势？”

稍作沉默以后，梁先生告诉我：“仅仅通过自然之友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趋势。然而，我们依然要尽力去做，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真正的勇气。梁先生的祖父梁启超先生悲情于戊戌变法，父亲梁思成悲情于北京城墙和古建筑保护，他自己同样也悲情于中国环境保护。梁先生曾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如果说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那就是信念：要有社会责任感。”

自然之友由梁从诫、杨东平、王力雄、梁晓燕四位共同发起并推动其行动，这正是梁先生说的社会责任感，因为环境保护不能没有民间声音。也许正是这种屡败屡战的家国情怀，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到梁先生身边。

没想到，那是我和梁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三年后，梁先生骑车时遇到车祸，身体和神志逐渐变差。2010年10月，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梁先生的骨灰一部分洒在他曾经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另一部分则以树葬的形式，埋在北京十三陵的一株树下，真正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很多人以为《人间四月天》是一首爱情诗，其实，这首诗是1932年梁从诫刚出生，他的母亲林徽因写给他的。

梁从诫先生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大江东去，斯人千古，不变的，只是年年春风，吹拂起这人间的四月天。

自然之友有很多地方志愿者小组，每个小组的模式都不同。比如，武汉小组是围绕核心的环保精英，而广州小组更像一群环保爱好者的聚会。

2002年，我毕业来到羊城广州，进入了广州小组。在这里，我遇到了杨敏怡、彭微风、朱健刚、洪霞、苏德彪等几位新朋友。每个人都风格不同，杨敏怡和彭微风是漂亮的软妹子，敏怡做社区支持农业，微风在公益组织工作；朱健刚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老师，参与管理多个公益组织，是充满活力的青年才俊；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两位草根的环保前辈：苏德彪和洪霞。

苏德彪是中山古镇当地人。中山古镇是全国最大的灯具灯饰市场，经济发达，苏德彪感兴趣的却是自然保护。他包下了几十亩空地移植要被砍伐的榕树，并组织公众种植榕树，希望以后可以移栽到各地。榕树渐渐长大，土地承包费在涨，树却卖不出去，他心急如焚。只要他的宝贝树苗能有个地方继续生长，他愿意免费送。

2004年3月12日，自然之友广州小组在中山开展植树活动。左123为苏德彪、彭微风、洪霞，左6为朱建刚，右3为杨敏怡

洪霞则更像广州小组志愿者们的老大姐。她是广州土著，住在海珠区南华西街的老房子里，广州小组常在那里聚会。离开广州后，我和原来的朋友渐渐失联，唯独和洪霞阿姨一直有联系。她身体不好，身材瘦小且有些佝偻，后来更是骨折加病痛，出门都困难。然而，她从不抱怨，从不麻烦别人，即使两三年没有联系，电话打过去，那边的声音依然温暖快乐，仿佛昨日方才相见；她有些絮叨的关心，浓得就像妈妈一样。在家人之外，能够让我感受到这份关心的，大概只有洪霞阿姨。

广州小组的活动不太多，有些人文的讨论，有几次参观、植树和户外旅行，或者去某个志愿者家里小聚。那段时间，我的日子舒适而缓慢，回想起来都是温暖的碎片。

2005年8月，因为工作变动，我来到了深圳，邂逅了深圳小组。

其实我和深圳小组的交集更早一些。2003年1月的梁从诫、杨东平两位会长广州见面会，深圳多位志愿者参加，后来开始联合起来活动，深圳小组由此开始。

深圳小组首任召集人是秦亚黎律师。她曾是自然之友40位理事之一，曾参与多项社会活动，比如深圳读书月、环保公益诉讼。她主导的《濒危动物代表会议》手偶剧，曾在多个小区、学校及深圳书城演出。

2009年3月，自然之友深圳小组聚会。左起：霍者、秦亚黎、博盟（德）、周国银、钱绳增、周明辉、张国华、钟圣华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关注自然之友的有普通市民，也有社会知名人士。2010年10月，梁先生去世后，秦亚黎牵头，深圳小组主办了梁先生的追思会。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等，各界人士约三十位与会。他们都是被梁先生和他家族的精神感召，都是梁先生精神的追随者。

2010年11月，梁从诫先生深圳追思会

那次追思会，一位年轻人情深意切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她叫徐静茹，是一名公益漫画家，曾绘制大量的环保公益漫画。两年后，她接替秦亚黎成为了深圳小组新的召集人。

带头者的性格直接会影响小组风格。可能漫画家比较随性，那几年的活动不太多，更多是朋友般的聚会，比如参观有机农场、环保漫画家聚会、外地环保界朋友来访时座谈等。

但在2017年后，深圳小组风格开始发生变化。

2017年，自然农耕人张和平老师成为了深圳小组新的召集人。和徐静茹一样，和平老师也很随性。在同期进行的工委改选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加入者：高有平老师。

2017年，自然之友深圳小组工委及召集人改选

前排左起345位为张和平、徐静茹、高有平

其实那次是高有平第一次参加自然之友活动，成为工委，是他主动请缨，但后来，他证明了自己名副其实。虽然称其为老师，其实他是个老板，运营一家商贸公司，事业有成、财富自由。和通常的老板们不同，他似乎有些“不务正业”，不去全力经营企业，没有奢侈消费，却对公益环保感兴趣。他是一个务实的实践者，和以前聚会的高谈阔论相比，他更关注于推动项目落实，深圳小组风貌很快变得不一样了。

高有平推动成立了“小手帕公益行动”活动版块，联合深圳市慈善公益基金会设立了“小手帕公益基金”，又联合南山区义工联，重点开展中小学生环保教育，这和自然之友理念不谋而合。活动参加者可以获得“志愿深圳”义工积分，带队者还可获得少许补贴，大家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他特别注意推动新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等途径扩大影响。很多经过的路人被活动吸引，成为参加者，又成为组织者，不断凝聚在小组周围。

疫情三年，线下活动受限，深圳小组的活动依然通过线上形式维持；2023年初政策放开，活动一下子爆发开来，一年活动的数量超过百场，几乎相当于之前19年活动的总和。

2023年底，深圳小组年会，张和平老师参加，并以前任召集人身份发言，将小组接力棒正式交到高有平手中。现在的深圳小组，有净滩、净山、垃圾分类、湿地保护等多个版块，还设有专人负责财务、宣传、公众号维护等，核心是19名工委，参加活动的志愿者上千人，呈现勃勃生机。

同样在2023年年会，我把珍藏的有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三位创始人亲笔签名的《自然之友五周年文集》送给了高有平老师。他没有把这本书私藏，而是扫描成电子版，成立自然之友读书会，每周由志愿者带领大家线上阅读；他曾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一本书，名为《相遇自然》；2024年底，他的第二本书《我与自然之友》又印刷成册，分发给朋友们阅读。

2024年，不算聚会、开会、培训，仅线下自然教育活动，深圳小组就有186场，在自然之友全国志愿者小组中排名第一。

做环保公益，真的有意义吗？周末组织一群中小学生捡捡垃圾，或者教孩子认识一下野生动植物，就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这真的不是一小群人的自娱自乐？虽在自然之友多年，我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和二十年前相比，中国的环境质量有了根本改变。国土森林覆盖率更高了，城乡人居环境更好了，北方冬季能见到更多蓝天了，连黄河水都开始变清了。环保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然而，我很清楚，环境的改变，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不是草根民间组织，而是依托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政府的推动。

我小时候（1980年代初）在北方农村，上山打柴是小伙伴们的日常，野外稍大的枝荆都被砍下做烧柴，山上光秃秃。后来经济渐好，大家开始买煤烧（所以冬天有雾霾）；再后来，改成了液化气。没有人去打柴，山上植被郁郁葱葱，野生动物也多起来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和地方能拿出更多的力量用于环境提升，城市社区和农村的人居环境大为改善。科技进步也在客观上助力环境改变。在保证使用效果的同时，洗衣粉从有磷变无磷，空调从有氟变无氟，汽油不再含铅，不断降低的成本使光能风能发电有利可图、快速发展。理性经济力量，可以让对环保问题并不关心的人，也能做出有利环保的选择。

同时，和草根组织的微弱声音相比，政府的推动力量要强大得多。天然林禁伐、长江十年禁渔、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方位保护自然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政府层面强有力政策推动，是环境全方位改善的最强大力量。

那么，是不是草根环保组织不重要呢？恰恰相反，非常重要。草根环保组织的角色，主要是“吹哨人”和“启蒙者”。

在环保领域，NGO走在最前沿。尽管环保意识如今已深入人心，在当初环境问题严重时，最早呼吁重视环保的，恰恰是草根民间环保组织。政府并不能及时觉察到所有环境问题，普通公民能力又有限，就需要民间组织对环境问题及时觉察，担当“吹哨人”角色。从最开始的藏羚羊盗猎、原始森林砍伐案，到近几年，土地工业污染、绿孔雀栖息地破坏等环境公益诉讼，自然之友一直在为无告的大自然呼喊发声、推动环保事件进入公众视野，进而影响高层政策制定乃至法律修订。

同时，在青少年环保教育中担当“启蒙者”角色，也一直是自然之友持续在做的事情。从最早的环保教育“羚羊车”、绿色希望行动，到现在各地方志愿者小组的蒲公英绿色行动。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无数草根民间环保组织，一直在吹起改变未来的阵阵轻风。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初不经意间寄出的一封电邮，竟然延续了这么多年的缘分。

在自然之友多年，令我印象深刻的朋友还有很多。比如，邻家小姐妹一般的自然之友志愿者小组发展负责人宁荣菊、儒雅有师者之风的前上海行动网络负责人顾训中（于2021年初去世）、每次深圳小组活动都会过来帮忙的环保大叔陈邦如，等等。

也有一些朋友渐渐淡出了自然之友的活动。深圳小组早期的志愿者，现在大多不再参加日常活动，但依然关注环保公益、时常互相问候。而更多的朋友在不断加入，成为新生力量，其中有职员、自由职业者、全职妈妈、退休人士，也有大中小学生。

2023年12月，深圳小组年会

/ 结语 /

今年是我做自然之友志愿者的第25年了。我还会继续做下去吗？我想会的。就像梁从诫先生回答我的那句话：“做自然之‘友’，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对我来说，这还不仅仅是责任。在自然之友，这里有我的朋友，有我喜欢的事情，也有我的快乐。也许有一天，像曾经无数朋友的相聚一样，我们也会在路上不期而遇。

周明辉

写于2024/2025年初

[1] 拉蒙·麦格塞塞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1957年4月，由纽约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信托人出资创立的奖项。1958年起，每年颁发给亚洲有杰出成就的人士或组织，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梁从诫先生于2000年获得麦格塞塞奖-公共服务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A6%E6%A0%BC%E5%A1%9E%E5%A1%9E%E5%A5%96/10203564